凌晨五点的首班车记录显示，车厢荷载人数始终为“0”，但实际监控（尽管模糊）能看见乘客陆续上车，有穿校服的学生、拎公文包的上班族、戴围巾的老太太，他们都有共同特征：从不看向镜头，下车时走向隧道深处，而非站台。

我终于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呓语。他曾是地铁检修员，退休后总说看见“穿中山装的人在隧道里量铁轨”。去世前一晚，他塞给我枚青铜代币，上面的编号正是。

秋分当晚，我决定搭乘首班车。

五点整，地铁准时进站，车门打开的瞬间，冷空气里混着铁锈味。戴毛线帽的男人坐在老位置，这次他的怀表盖是打开的，表盘上没有数字，只有七道血痕，每道痕对应一个失踪者的姓名。

“他们在等合适的人。”男人拍拍身边座位，我看见他袖口露出的皮肤呈青紫色，像是浸泡过福尔马林，“1965年塌方时，我们被埋在隧道岔道里，救援人员说我们‘已经死了’，可我们明明还活着……”

地铁驶入隧道，速度比平时快得多，窗外闪过模糊的人影，他们贴在隧道壁上，用空洞的眼眶注视着车厢。男人突然抓住我手腕，他的体温低得惊人：“看，就快到了——”

车厢灯熄灭的瞬间，我听见无数声音同时响起，像是从隧道深处传来的合唱：“还差一个……就差一个……”当灯光再次亮起时，男人的中山装变成了沾满泥土的工作服，他后颈的伤口里露出半截铁轨，而我手腕上不知何时戴上了那枚铜壳怀表，表盘显示5:17，秒针正在逆时针转动。

地铁停在从未见过的站台，上方的霓虹灯牌写着“太平门”，字体是1960年代的美术字。车门打开的刹那，我看见站台上站着七个人，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，手里拿着铁锹和矿灯，而他们的脸，正是这些年在首班车上见过的乘客。

戴毛线帽的男人站在最前面，他现在的样子和档案照片里的塌方工人一模一样。他朝我伸出手，掌心有新鲜的血痕，正是地铁代币上的数字形状。“欢迎回家。”他身后的隧道壁上，新的手印正在形成，“这次，我们终于能凑齐八个人了。”

我在值班室醒来时，手里攥着那枚青铜代币。

墙上的时钟显示5:18，首班车已经发出。调度台的广播里传来机械女声：“各位乘客请注意，3号线首班车已到达太平门站，下车的乘客请携带好随身物品……”

监控画面里，首班车车厢里坐着八个人，他们的位置正好形成北斗七星加北极星的形状。戴毛线帽的男人坐在北极星位置，他抬头看向镜头，嘴角上扬，露出带血的牙齿。而我自己，正坐在画面中央，手里把玩着那枚怀表，表盘上的血痕变成了第八道。

隧道里的铁锹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更近了。我看见值班室的门缝里渗进泥土，泥土中混着几根头发，颜色从黑到白不等，每根头发末端都系着地铁代币。

手机突然收到条未知号码的短信，内容只有一串数字：0。

那是首班车的发车时间、隧道编号，和今天的日期。当我意识到这串数字是倒着写的“救我”时，身后的储物柜突然打开，里面掉出件沾满土灰的中山装，衣领内侧绣着我的名字，绣线是暗红色的，像是干涸的血迹。